作者：李宇琛
近来有两桩事，在舆论场上各自投下了不小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汇流到了一处。
这两桩事，都与“监听”这个刺耳的词有关，主角都是：
身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
若想看得真切，就得先细细地将它们分辨清楚，再合在一处看，才能发现那个潜藏在水面之下的、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大问题。
清华大学的劳东燕教授，是当今中国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公法学者。
她的言说，向来以理性、克制和深厚的法学素养为底色。
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最近却公开叙述了一段颇为“不理性”的遭遇。
起因是她手机日历上，凭空出现的一句话：
又能领报销金咯，别错过。
这句话，精准对应了她前一天与学生在办公室的私下谈话。
她推断，这背后可能涉及对她通讯的侵犯，而侵犯者，她怀疑是某个：
外地的公权部门。
于是，劳教授做了一件最符合她身份和信仰的事——报警。
然而，正是这次求助，让一个具体而微的法治困境，如标本般被呈现出来。
在派出所里，笔录做了，情况也说了。但当她索要一张天经地义的法定文书时，却遭遇了软性的、但无比坚决的阻力。
那张文书叫：
报案回执。
警方的选择题是：
要么，接受一份将“被监听”这一严重指控，大事化小、篡改为另一桩事的《不予立案告知书》；要么，你连证明自己来过、报过案的凭据都拿不到。
那个被篡改的案由是：
手机备忘录被人添加一句话。
劳教授争辩，说案由该据实写。那位警官告诉她，怎么写报称案由，是：
他们的权力。
这桩事，材料看似简单，但它提出的问题却一点也不简单。
它首先拷问的是程序的尊严。
当一个公民，甚至还是顶尖的法学家，连启动法律程序的第一份文件都拿不到，甚至被要求接受一个歪曲事实的官方记录时，我们所谈论的法治，它的根基又在哪里？
更深一层看，这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姿态。
海淀警方为何对一张小小的回执如此忌惮？
答案恐怕就在劳教授怀疑的那个“外地公权力”上。
这种权力间的默契，比公然的违法行为更具腐蚀性，因为它让公民在面对跨地域的权力侵害时，陷入：
求告无门。
如果说劳教授的遭遇，是一次冷静的、理论层面的程序之问，那么北京律师刘佳佳所经历的，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残酷无比的现实风暴。
这场风暴的中心，在石家庄那座名为“银河宾馆”的建筑里。它的另一个名字，是：
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六年前，40岁的刘东林被带进此地，七天后死亡。官方结论是五个字：
肺栓塞病亡。
这五个字，试图掩盖的是与他一同被“指居”的工友们的记忆：手摇发电机的电流声、擀面杖碾过小腿的剧痛，以及刘东林死前那声划破清晨的：
凄厉的“啊”。
之后，一位身兼“市政法委特聘专家”和“市公安局法律顾问”双重身份的李海峰律师出场。在他的“协调”下，家属签署了一份协议，拿走了一笔钱。
那份协议的核心是：
对公安机关执法程序合法性、公正性无异议。
那笔钱的数额是：
一笔45万的“救济款”。
一桩人命疑案，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刘佳佳律师，正是那位受家属委托，试图重新叩开这扇沉重大门的法律人。
然而，她的法律行动，引来的不是对旧案的重新审视，而是一张针对她自己的：
天罗地网。
石家庄警方迅速成立了“5.11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业务，不是调查六年前的惨叫，而是对准了：
所有追问惨叫来源的人。
一份金贵的名单就此诞生，上面有刘佳佳律师，有四名记者，还有两位帮助家属的本地父子。他们被安上了一个时髦的罪名：
集团犯罪。
这绝非虚言。帮助家属找到证人的人士，竟被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6月10日，风暴逼近核心。
那位曾在《北京青年报》任职的调查记者李东，因一篇未能刊发的稿件：
被传唤后失联。
当晚，他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刘佳佳转达了石家庄警方的口信：
下一个，就是你，再下一个是新黄河调查记者刘成伟。
至此，刘佳佳律师面临的图景已无比清晰：
被立案、被监听、即将被传唤。
她向律协发出的维权申请，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因为她意识到，在这场围猎中，她也是：
被害人。
现在，我们把这两桩独立的事件放在一起。从劳东燕教授那一次温和而理性的程序之问，到刘佳佳律师所置身的那一场残酷而激烈的现实风暴。
我们看到的是，“监听”的阴影，正以不同的形态，笼罩在法律人的上空。
它指向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在一个号称法治的社会里，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它面对批评、质疑和调查时，是选择自我约束、接受监督，还是选择动用更强大的权力去压制这些声音？
劳教授的遭遇告诉我们，程序正义是多么脆弱。刘律师的遭遇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多么可怕。
这两声警报，一轻一重，一缓一急，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它们提醒我们，守护法律人的言说自由和执业安全，不仅仅是他们一个群体的事。因为当社会的守护者自身都感到不安全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呢？这是这两桩新闻背后，真正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最重要的一课。
写于2025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