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感于“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弱病的中国请来了两位救命大夫:“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百余年来，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命运如何，自不待言。抛开“赛先生”不论，单就“德先生”而言，让人唏嘘的是，即便在其欧美老家，这位曾经的大夫似乎已经成了需要救治的病人。
何以如此？
秦晖先生的2025年新著《拯救德先生》为读者展示了他的思考过程。
以下为本书的编辑手记：
一
所幸的是，此时得到秦晖先生《拯救德先生》原稿，编辑同仁们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
有同仁说：这是“华人反川第一书”，是一本系统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反川”宣言书；也有同仁说：此书揭示了美国内外矛盾以及成因，从底层逻辑上反而证明了川普正是应运而生的天纵之才……真是一千个编者，按照自己的情感投射和理性建构，会有一千个林黛玉。
时值美国新一届执政府拉开帷幕，各路人物粉墨登场，棍棒萝卜横飞，炮仗锣鼓齐响。观者耳晕目眩、眼花缭乱，却不知舞台上上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抑或是亦庄亦谐的正剧？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特别是在简体中文舆论圈，“拥川”、“黑川”两造对垒，各有“带头大哥”，都持“真理”。可惜的是，争的大多不是义理、考据、辞章，而是嗓门、口水乃至粗口。
因之我们想，适时推出秦先生的这本书，与读者分享他多年来独特而持续的思考，通过阅读、思考和讨论，可能有利于我们建立共同的底线，有益于弥合这个不断被撕裂的离散群体，从而有助于海外简中华文圈的文化建设。
与美国执政府宣称的美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恰恰相反，一位颇有经历的朋友向我们坦承这样的隐忧：美国的民主是否真的临近“至暗时刻”？而经历过八九、非典、新冠的我们，是否还要再经历一次山巅灯塔倒掉这样的“崖山之变”？
这些疑问在一些朋友心头里真实存在着，因此也呈现在本书的封皮上：“第三波民主潮已完全逆转？民主灯塔风雨飘摇？民主根基岌岌可危？本书全面呈现作者二十年来思考之结晶。秦晖先生近年乘桴海外、感时伤世，直面川普冲击波及俄乌战局，慨然浩歌，吟唱其‘预见、反思与拯救’”。
二
在本书中，作者到底呈现了哪些预见、反思与拯救呢？本书的主旨并不在于“反川”、“挺川”，其靶心乃是“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以及因何逆转。而这，无疑是正在发生的当代历史中最大、最有意义的问题，它不但蕴涵着当代人的精神价值某种转向，也包括了当代人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经济层面上的被逆转的全球化，和第三波民主潮的退潮，几乎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因此，前述的问题似乎可以首先转化为经济的全球化因何发生、又因何逆转？
本轮“全球化”之所以“风起云涌、云蒸霞蔚”，至少有这样四个前提：其一、美苏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被学人们乐观作 “历史终结”，从此“世界是平的”；其二、美国的世界货币铸币权以及基于此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其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空前的饥渴；其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无疑是本轮全球化的发动机。在技术上，美国推动的国际互联网，又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了巨大助力，使之呈现出“五维”（增加了虚拟的维度）全球化特征。
然而，从结果上看，谁是本轮全球化过程的最终获利者，似乎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并不是单纯的获益者。秦晖先生开宗明义，在自序中便坦承民主社会因此遭遇“四大危机”：
1、经济社会危机：“全球化中低人权优势”的挑战，导致“昂纳克寓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20多年全球化的结果出人意料！全球性制度碰撞的“新冷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它比旧冷战更“冷”，也更“战”。而由于西方的“自由贸易”派和“关税壁垒”派，都长期无视这种挑战，西方事实上已经在这种“新冷战”中失败。
2、政治机制危机：“阶级”取代“身份”的近代进程发生逆变，“身份政治”的泛滥使宪政民主机制频频失灵……身份认同相对于阶级利益的不可计量性，也使这种政治难以“讨价还价”，这是民主制度在内部面临的一大挑战……现行民主机制在应对非常事态时的短板，也在2020-2022年的三年新冠大疫中凸显……民主诸国在并无欺上瞒下、明知大疫在前的情况下，却无法阻止其蔓延，也是无可回避的硬伤……假如不幸真的发生了“生物战”，在这次阻击疫情中表现如此无力的民主体制能生存吗？
3、国际关系危机：民主和平论的另一面就是绥靖主义，核时代的绥靖主义登峰造极。同时不付代价的“理想主义”又导致民主国家舆论、以及舆论影响下的政府对转向民主的国家过分苛求。“最高纲领主义”与绥靖主义的震荡导致冷战后国际秩序崩溃，“新冷战”有可能导致更危险的“新热战”。
4、思想认识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左右”双向的问题误置日益发展，民主国家左派从本国的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新自由主义”，而右派也从本国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社会主义”，结果是都对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低人权”挑战视而不见，甚至出现“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欣赏负福利”的怪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与制度进步的混淆，导致在一些人那里，“文化多元”旗号下专制、神权因素对民主制度的侵蚀被忽视，而相反地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些乱象又为以对抗“文明冲突”为理由的文化排斥乃至身份排斥提供了依据。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只见“国与国”的博弈，不见“制与制”的博弈，更成了大问题。【见本书自序5-6页】
云山几重，江流几弯？这个重重危机、曲曲折折的局面，似乎不是从前那些鼓吹全球化及自由贸易者所喜闻乐见，而是说明“世界是平的”只是一个被证伪的假想。
那么，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诸多危机呢？
三
本书中，秦晖先生最先分析了2008年发生的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用反向的“尺蠖效应”来解释其中的机理。所谓“尺蠖效应”，是秦晖先生近20年前提出的一个用来“左右开弓”、同时批判中国“左”、“右”派的概念——来源于对尺蠖这种动物爬行方式的观察：尺蠖要向左爬，就把左边身体伸长，右边身体缩短一些，反之亦然。无论尺蠖如何蠕动，也都只能在一条直线上爬行。引申到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所谓的“左派”给政府扩大权力、提高税收却不增加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福利；所谓的“右派”给政府推卸责任、削减福利却不缩小政府的权力和减税。“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 “左派”的扩权和“右派”的卸责都偏向政府，无论政府如何选择，结果当然都对政府有利。
“尺蠖效应”这个原创性的概念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既少自由也少福利的局面所证明，显示出这一概念的预言性质，也是作者在本书中呈现的诸多“预见”之一。
这一概念及预言，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穿透到自由世界。以美国为例，左右互搏的结果呈现出反向的“尺蠖效应”——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他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他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实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是人，人性的局限使他们难免为自己着想：如果没有制约，统治者总希望当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老百姓总愿意要有责无权的“公仆”。于是理论上就可能存在两种“尺蠖效应”：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会导致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不可欲”状态，是谓尺蠖效应。而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会追求公仆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不可能”状态，是谓“反向尺蠖效应”。【见本书正文第13页】
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福利发达，人们无后顾之忧地大把花钱；高度自由，人民不断翻新花钱的花样，信用“自由”、“金融衍生创新”不断推高消费主义甚至浪费主义的高度。民主政府既无能力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搞“原始积累”，又不能“劫富”去“济贫”，最直接的后果是推高国家的高负债。尤其在美国掌握世界货币铸币权而又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束缚后，超发国债常常都是左右派政府的共同选择。
就内政而言，削减美国国债是川普政府最为打动传统右派人士心弦之处。有意思的是，川普上台100天，大力裁员削减开支，财政花费同比却增加了3300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说，反向“尺蠖效应”就是导致这一状况的原理。不断产生的新的事实，也在不断证明了这一原理的预见性。
四
在这篇编辑手记的有限篇幅里，全面展现本书的创见、洞见和预见，无疑大大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在阅读和编辑过程中，笔者的思维常产生的大大小小的震动，正如一位读者所说，感到“思维被撑开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秦先生的思维手术刀的解剖下，原形毕露。
最后再举一例。本书尾章，“绥靖主义与民主和平论”，聚焦俄乌战局。战事初起时，秦先生通过对战局的详细观察，基于其对两国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军备的了解，提出：
俄罗斯全面侵乌战争已经打了40多天。笔者开战之初曾说:此战若有 令人刮目相看者,不在西方之助,而全在乌克兰人之勇烈。40多天来的战事确乎如此。在乌克兰人从总统到士兵的顽强抵抗下,开战第一刻即遭到攻击的首都基辅和“副都”哈尔科夫仍岿然不动。俄军付出惨重伤亡后迄今只攻下赫尔松一个省会……如今俄军已从基辅附近败退,但是就整个战局而言,我却不那么乐观。尽管乌克兰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头几天“俄粉”的兴高采烈和正义人士的愁云紧锁,如今已经变成前者瞠目结舌而后者普遍乐观。然而我仍然担心,乌克兰人在已经证明自己不是1938年的捷克和1939年的波兰之后,却最终仍难免成为1940年的芬兰。（见本书下卷525页）
1940年芬兰遭到苏联的侵略后英勇反击，一度战果辉煌，但最终却没有逃掉割地求和的悲剧命运。
三年后，俄乌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作者的担忧和惊人的预判。为何如此，当然与自由世界的绥靖主义有关。而民主主义似乎从其诞生之后起，就与绥靖主义相伴而生。那又是为何呢……作者就是这样不断地追问，仿佛是用一把手术刀，一层层撕开皮肉，入骨入髓。
虽然目前俄乌战局仍然疑云密布，但无疑正在朝着其担忧的方向移动。
五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正值五四。百余年前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感于“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弱病的中国请来了两位救命大夫:“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百余年来，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命运如何，自不待言。抛开“赛先生”不论，单就“德先生”而言，让人唏嘘的是，即便在其欧美老家，这位曾经的大夫似乎已经成了需要救治的病人。
何以如此？
其实秦先生的答案也隐含前述的两个例子当中。民主世界对内陷入反向“尺蠖效应”的泥潭不能自拔；对外却自废武功，一味推动资本、产品全球化，而去掉了人权的全球化。在“一球两制”的前提下，人权已经不仅是一面政治旗帜，而且凝结在经济产品中，不仅是工人的利益，也是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人权与贸易的剥离，是造成“昂纳克寓言”预言成真的最大原因。
秦先生却说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变成一个预言家,一直希望自己的“不幸而言中”能够被“证伪”,从而使人类能够摆脱一个“至暗时刻”。
在本书的序言里，他最后这样说：
我所做的可能仅仅是“为历史留证”. 但是我仍然相信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冥冥之中的永恒正义,它使人们的努力永远会有意义.
这些话苍凉，也很苍劲。
